敦煌舞服装定做-敦煌舞的衣服特点是什么

唐朝服饰与其他朝代服饰相比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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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隋入唐（618-907），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汉服中的衫裙、圆领袍服与胡服三种配套服饰。

服装意义编辑

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经济基础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注意，现代一般意义的“唐装”并不是唐朝服装，而是清朝以后形成的服装。

变革

唐朝汉的汉服（即汉族服饰）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唐朝服饰唐代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有诸多因素，

唐仕女

首先是在隋代奠定了基础。隋王朝统治年代虽短，但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文献中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他不仅使臣下嫔妃着华丽衣冠，甚至连出游运河时大船纤绳均传为丝绸所制，两岸树木以绿丝饰其柳，以彩丝绸扎其花，足以见丝绸产量之惊人。

至唐代，丝织品产地遍及全国，无论产量、质量均超过前代，从而为唐代服饰的新颖富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与各国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博采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因而得以推出无数新奇美妙的冠服。唐代服饰，特别是女子装束，不光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们观赏唐代服饰，亦觉兴奋异常。这里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又使人心醉的服饰。其色彩也非浓艳不取，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银杂之，愈显炫人眼目。其装饰图案，无不鸟兽成双，花团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真可谓一派大唐盛景。

唐朝在现今服饰界，和对以后服饰业的影响，是它无与伦比的文化艺术与精神风貌。它呈现出唐朝文化处于颠峰与极盛状态时，万紫千红，千姿百态和横贯中天，睥睨一切的雄浑大气。唐朝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辐射力，对服饰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我们受用无穷，并福荫着后世子子孙孙。

交流

唐朝服饰初唐到盛唐间，

唐代圆领袍

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

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

唐朝服饰唐代是中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唐朝冠服制度编辑

概述

中国汉服的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了周代逐步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到了唐代，冠服制度发展到十分丰富完善，对后世与国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宫廷服饰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

帝王冕服

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

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

唐祭祀与重大政事时的朝服，左四为外国使臣

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

天子服饰

按照服装的穿着场合，唐朝[1] 天子的服装可以分为礼服和常服。

其中，唐朝天子服装，又可以做如下分类：

冕服：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统称六冕。

冠服：通天冠、翼善冠（李世民自己发明的）

弁服：武弁、弁服（这里指皮制的弁服）

帻服：黑介帻、平巾帻

帽服：白纱帽

命妇礼服

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

敦煌供养人 (8张)

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

公卿礼服

唐代官吏服装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祭祀与重大政事活动的服装（祭服或朝服）；一类为比较普通的工作与社交活动的服装（公服或常服）。

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讌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使之与华夏传统服装相结合，创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其中像缺胯袍、裲裆、半臂、褠衣、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又称四襈衫，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

公卿常服

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的称为褠衣，《释名》说它“言袖夹直，形如沟也。”这种款式便于活动。宽袖大裾的款式则可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称圆领衫、袍，上自帝皇、下至厮役都可以穿。幞头、圆领、革带、长靿靴配套的服式，一直流传到明代。

简言之，唐代百官常服（注：常服不可入祭礼与重大朝会）承袭前制，为圆领袍服，因前后襟下缘用一幅整布接成横襕，故称圆领襕袍。初唐、盛唐时受胡族风尚影响流行窄紧直袖式样，中晚唐以来胡风，流行传统宽衣大袖。与常服配套的首衣是幞头，足衣为乌皮六合靴，饰物有腰带、鱼（龟）袋等。

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

紫绯官服

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六品用**（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 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躞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

制度发展

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仅规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到了唐代为进一步巩固常服的礼仪规范，制定了详细的律令格式。品级差别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品色制度与章服制度。

（1）品色制度（兼及腰带制度）：

品色制度以官员散官品级的不同而配以不同颜色、

唐朝男装 (13张)

质料、纹样官服的制度（兼以腰带饰物规定）

武德四年(621)制定初步的常服规范，八月敕：“三品以上，大科紬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以上，小科紬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以上（下），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紃，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

贞观四年(630)二次下诏修订：“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仍通服黄。”

贞观五年(631)敕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九品以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

上元元年(674)诏：“一品以下文官，并带手巾、算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带手巾、算袋者亦听。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

现代复原唐圆领袍

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

——至此奠定唐代服色制度基础。后世皇帝只是适时加以调整——

文明元年(684)将八九品的青色改为碧（因为青布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易与紫色相混）。

景云年间(710-711)：“九品以上一品以下，文武依上元故事，带手巾、算袋。武官咸带七事韦x（x代古字无法输入，字形类牒），并足。其腰带，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并用金。六品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共用鍮石。”

太和六年(832)右仆射王涯准敕：“亲王及三品以上，若二王后，服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色用朱，饰以金。七品以上，服色用绿，饰以银。九品以上，服色用青，饰以鍮石。应服绿及青人，谓经职事官成及食实禄者，其用勋官及爵，直诸司依出身品，仍各佩刀、砺、纷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饰以铜铁。其诸亲朝贺宴会服饰，各依所准品，诸司一品、二品许服玉及通犀，三品许服花犀及班犀及玉，

唐朝帝王常服

又服青碧者，许通服绿。”同时常服纹样制度进一步规范化：“三品以上许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袍袄。四品五品，许服地黄交枝绫。六品以下常参官，许服小团窠绫，及无纹绫，隔织独织等充。除此色外，应有奇文异制袍袄绫等，并禁断。”

总括之，颜色从高到低依次为：紫——绯——绿——青（后改为碧）。

而腰带饰物从高到低依次为：玉——金——银——鍮石。

至于黄，在唐以前，**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

日本奈良时代模仿的唐朝官服

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彻底地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2）章服制度：

章服制度是常服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官员随身配带鱼（龟）袋的制度。《旧唐书 舆服志》：“自后(开元九年721)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随身佩鱼的目的，一是用它作为朝君应见的凭证，二是用来明尊卑、严内外。

常服佩鱼自隋代已初具形制，在唐代却经历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高祖皇帝于武德元年(618)改以往的银莬符为银鱼符。

鱼袋虽配发给四品五品职事官，但退体后要交回。三年后高宗皇帝人性化是调整为五品以上薨亡者不须追收鱼袋。咸亨三年(672)令京官四品五品职事官佩银鱼。武后时期将佩鱼范围扩大至地方诸州长官，并于天授元年(690)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因玄武与武姓相合），又初次规定三品以上用金饰龟袋，四品用银，五品用铜。

中宗时期又恢复佩鱼之制，但与滥授官职同步，开始让散官佩鱼，只是没正式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连，并且去任即解去鱼袋。睿宗时则将鱼袋之制与常服服色相连：“著紫者金装，著绯者银装。”

玄宗时佩鱼范围扩大，后许终身佩鱼：“开元初，附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章服制度至此完善明确。

章服制度化之后，百官请绯、紫之服，必须经过朝廷严格考核，且依据官员的具体状况区别对待，够资格者方才授予。此外，晚唐针对颁受章服混乱之况，进一步从体制上加以规整。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

唐代男服编辑

唐代男子服饰，在延续传统的交领、对襟汉服的基础上，多了新的款式。

圆袍翻领后

其一是幞头，其二是圆领窄袖袍衫。

唐时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唐代以后，人们又在幞头里面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饰物，名为“巾子”。巾子的形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除巾子外，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到了晚唐五代，已由原来的软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

唐代官吏的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

现代复原圆领袍

另在袍下施一道横襕，也是当时男子服饰的一大特点。

从众多传世图画看来，这种圆领袍衫在非正式场合下流行一种“潇洒穿法”：不合颈下胸上的一段，让袍子前面的一层襟自然松开垂下，形成一个翻领的样子。这也算向胡服中的翻领靠近，也确实达到了与胡服相仿的效果。用今天的话说，大概就叫显得洋气。

翻领并非汉服的传统。唐代是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当时的女性们不止自己引领国际时尚潮流，也善于从第三世界民族服装中汲取灵感。那种曾广泛流行的翻领对襟，袖口有褶皱边的半臂，据说很可能起源于西域的音乐国度龟兹。

不过，圆领袍并不是田间日头的老百姓们的通用服装，更不是重大祭祀与重大政事活动时的服装。

唐半臂

半臂，又称半袖，是从魏晋以来上襦发展而出的一种对襟(或套头)短外衣，它的特征是袖长及肘，身长及腰，通常套在衫襦之外。

在中国隋唐时期，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对襟的以小带子当胸结住。流行于隋代宫廷内，先为宫中内官、女史所服，在初唐，半臂更为普及，不仅男、女都可以穿用，而且进入宫廷常服的行列，同时传至民间。

半臂的兴起颇为有趣。它起源甚早，在三国时代，魏明帝曾穿薄绸半袖上衣上朝，结果被一位大臣质问，此种奇装缘自何礼法规章？可见短袖的款式初现时属于时尚界的非主流。但随着时代的推进，到了隋唐盛世它人气直升。唐代是古代中国的青春时期，是放荡内心恣意想象的年代，

唐半臂姿

半臂便在此时扶摇直上，蔚然成风。

当然也不是百无禁忌。比如太宗时的宰相房玄龄就认为半臂属“轻佻之服”，特地把不穿半臂写入家法。说不定他家有追逐时髦的男女为此屁股上挨过板子呢。但这只是部分现象，另一位名臣马周就巴巴地上疏，请求无论士庶，都可以在单衣外面穿半臂，认为这样的穿着很得体。能够对一件服装提出不同意见，可见当时朝廷和男人们还是非常自信的，也不至于认为所谓的“服妖”会招致亡国——那是他们的先人和后人都很爱找的借口。

唐代女服编辑

唐制规定，女服分为四种即朝服、公服、祭服和常服，

唐代衫裙

前三种为后妃命妇于朝会、祭祀等正式场合穿着的大、小礼服，后者为日常穿着的衣服。唐代女子常服的上身是襦、衫，下身束裙，肩上加有披帛。衫为单衣，襦有夹有絮，仅短至腰部，裙子长而多幅；还有袄、半臂、缦衫等，与衫、襦、裙配套穿着。[3]

唐代女装的基本穿着是三件套：裙、衫、帔。[4] 唐朝服饰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汉服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

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歌女可以半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

传世画作中的唐朝服饰 (21张)

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

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唐朝服饰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

捣练图复原

“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

襦裙－基础概要

襦裙服是汉族女子服饰中非常基础的一种款式，

（一）襦：

（二）裙：

两当

妇女下裳为裙。，

唐背子

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这种上衣下裙的款式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配件－半臂

半臂：

半臂在初唐颇盛行，

半臂

也与初唐时服饰多为窄型有关。现今发现的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上，仪仗队的宫女中，有一位梳着螺髻的女子，就在衣裙外罩了一件半臂。

妆束－鞋帽妆饰

唐代妇女化妆顺序 (8张)

初唐一般都画得较长，盛唐以后开始流行短式。花钿是一种额饰，以金箔片、黑光纸、云母片、鱼腮骨等材料剪制成各种花朵之形，尤以梅花最为多见，贴于眉间。面靥是于面颊酒涡处以胭脂点染，或像花钿一样，用金箔等物粘贴。斜红是于面颊太阳穴处以胭脂染绘两道红色的月牙形纹饰，工整者形如弦月，繁杂者状似伤痕，是中晚唐妇女一种时髦的打扮。

项饰有项链、项圈、璎珞等，臂饰有臂钏、手镯，腰饰有玉佩、香囊等。璎珞原为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唐时为宫女侍女、舞伎所喜着。其上部为一半圆形金属颈圈，下半部为一珠玉宝石组成的项链，有的在胸前部位还悬挂一较大的锁片形饰物，整体华贵晶莹。臂钏，又称跳脱，是以金属丝盘绕多匝，形如弹簧，或以多个手镯合并而成的饰物，套于手臂，在宫女和仕女中流行。香囊多以金、银制作，镂空，上下两半球以子母口相扣合，里面有两个同心圆环，环内又置一小香盂，同心圆环之间及小金盂之间均用对称的活轴相连，无论怎样转动，香盂里的香灰都不倒置洒落。

女子发首，以戴各式便帽和梳髻为主。所戴便帽，初行幂，次行帷帽，再行胡帽。唐初女子有“蔽面”习俗，妇女外出多戴幂，幂是一种大幅方巾，一般用轻薄透明的纱罗制成，戴时披体而下，障蔽全身。高宗时，随社会风气的开放，改戴“施裙至颈”的帷帽。至开元盛世，妇女们干脆去除帽巾，露髻出行，或仿效男子和胡人，裹幞头和戴状奇艳丽的胡帽。胡帽因源于西域和吐蕃各族，状式新颖多变，有的卷檐虚顶，有的装有上翻的帽耳，耳上加饰鸟羽，有的在帽沿部分饰以皮毛等。此外，若出门远行，还戴风帽，以避风尘。

高腰/齐胸襦裙

唐代女服性汉服中有一种在贵妇间流行的款式：高腰襦裙。

敦煌供养人复原

齐胸襦裙一般分为两种，分别是“对襟”齐胸襦裙与“交领”齐胸襦裙，一般来说对襟齐胸襦裙的使用范围更加广一点。

特殊－女式大袖衫

大袖衫。

女式大袖衫

纱衣长裙

风俗－女着男装

我要古代男女衣服的名字，如肚兜，越多越好

古服装

最早的服装应该是在劳动中起源的。相传，古时炎帝神农氏的形象是:身着红色襦 ，臂膊上戴有形似臂箍的东西，小腿着绑腿，头戴鸟羽帽，足踏皮制鞋，手执农具，俨然是一幅农人的画像。而传说中老百姓民头上戴的不是羽毛帽，而是戴尖帽或圆筒高帽。传说中的形象描绘可能是出自对出土文物中某些形象的分析;可是史前毫无记录，确实难以置信，所以也可能是出于后人的揣度。

在古代的黄帝、尧舜时期开始有了衣裳，结束了史前那种围披状态。人们穿着这种式样的衣裳，拜祭祖先和天地。人们从经验中得知，早晨天未亮时，天空是黑色(称"玄")，上衣如天，所以用玄色；而大地为**，下裳如地，服色即用**，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拜。远古时期，以上衣下裳代表服式，又有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制"，这种深衣形式在那时男女没区别。

魏晋服装

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汉代的基本形式，但在风格特征上，却有独到突出的地方，这与当时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创作思路有密切关系，其风格的同一性比较明显。

公元六世纪波斯图案花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纺织、服装以及其他装饰物，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多有反映。

魏晋时期规定宫中朝服用红色，常服用紫色。白色为平民百姓服色。这时的服式仍以襦、裙为主，裘是非正式衣服。妇女装饰比较考究，有金环、银约指和绕腕的跳脱等。在质地上宫中与宫外仍有很大区别。

魏晋的铠甲最普遍的形式是两裆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胸前和背后有圆护。因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得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所以这样称呼。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 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南北朝服装

南朝服式以襦裙为主，妇女尤其以着裙为正统，不穿裙而露裤的人，被看做是没礼貌的行为。当时女子头上包白纶巾(是一种配有青丝带的头巾，传说在三国时诸葛亮平时戴此头巾)，衣袖长而且窄并加以缕雕花纹。跳舞者穿长衫，并在身上披挂很长的带子，头上束纨巾。

南北朝服式还有"袍"和"衫"，衫在晋时已是必着衣的一种。"裘"在此时极为珍贵，以貂裘为最。" "是少年喜爱的衣物，浮薄少年更喜爱有色之" "、"襦"、"帔"、"鹤氅"，这些都是此时普及的衣装。

南朝服式基本上继承魏晋，由于战乱和国度的频繁更替，反映在着装方面也有变化。江南衣式比北方短小，但当时却流行戴小帽穿大衣的风气，有时将一只袖分成两只，一条裙截成两裙，有的款式大领大带，有的衣窄袖小，有的裙长曳地，有的衣长蔽脚。 南朝的朝服仍是玄衣。服饰用料有规定，三品官以下的不得穿用杂色绮做的衣服，六品官以下者只能穿七彩绮，不可使用罗绡。南朝的艺术品与服饰风格一脉相承，许多出土的陶俑形象，向我们展示了细腰圆脸型的女子，面目神情十分娟秀，尤其出自江南的俑塑特点更突出，这与服饰的拖地长裙和宽衣披带均十分协调一致。

北朝的服式，官宦正式场合穿着朱色单衣，便服和军服以 为主。穿红色袍就佩带金带，穿小袖长身袍则用金玉带。平民妇女以襦袄为常服，这与南朝并无两样。北朝时期着装衣料中绫锦最为华贵。

南北朝的卷草花纹是在汉代的云纹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敦煌造井(单独适合纹样)、三角形花(适合纹样)和条状花(二方连续)、飞天、云纹等动态形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古朴、秀丽，又含蓄柔和。当时的毛织毯、麻布和丝绸都是盛行的产品。

西周服装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这时候服饰的专用界限等级标志开始清晰，品种类别也相应地增加，像宫室中拜天地、敬鬼神时专有祭礼服，上朝大典时有朝会服，军事之中专有从戎服，婚嫁之仪专用婚礼服，吊丧时又有丧服。衣裳虽然还是采用上衣玄下裳黄，但在官职服饰中增加了裳前襟的大带（大带是用丝织或缂制成，宽四寸）、玉 （以玉为原料，以丝带连系在腰间的挂饰）。另外在服色上也开始有了等级差别。西周的服式除宽衣长带的特有风格以外，还吸收了北方鲜卑族（今锡伯族）以带钩束腰的服饰花色（在丝带的接头处，以金、银、铜或铁等金属制成的精细的勾或扣）。

秦代服装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

秦代铠甲战服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见。在陕西临潼出土的陶俑所着铠甲应是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是普通战士的装束，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在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其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最多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相等，下摆一般多为圆形。

汉代服装

中国完整的服装服饰制度在汉朝确立的。汉代染织工艺、剌绣工艺和金属工艺发展较快，推动了服装装饰的变化。

西汉建立时基本上沿用秦朝的服制。东汉时期穿黑色衣服必配紫色丝织的装饰物。祭祀大典上通用的是"长冠服"。皇后的祭祀服是：上衣用绀色，下裳用皂色。皇后的蚕服，上衣用青色，下裳用缥色（浅**）。汉文帝当政时比较俭朴，自己穿黑色丝织衣、皮鞋。一般官员要穿禅衣，又名"祗服"。在西汉时期二百年之中，服饰实行"深衣制"，它的特点是象蝉一样的头冠（帽子）、红色的衣服、象田字状的领子、戴玉 、红色的鞋。深衣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接缝在一起，做祭服的中衣，要缘黑色边，作为朝服的中衣，需缘红色边，当时男女服用极为普遍。服饰总称"禅衣"。禅衣是单层的外衣。禅衣里面有中衣、深衣，其形与禅衣无大区别，只是袖形有变化，都属于单层布帛衣裳。官员在上朝时都要穿黑色禅衣。

汉衣款式以衣襟分类，可以划分两种：一为"曲裾禅衣"，即开襟是从领曲斜至腋下；一为直裾禅衣，是开襟从领向下垂直，此种禅衣又称" "。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到东汉，男子穿深衣的已经不多了，一般为直裾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这种服式既长又宽，从款式上官民服用基本没有差别，但从原料和颜色上，却可明显显示等级的不同。

汉代朝服的服色有具体规定，一年四季按五时着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用**；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

汉代着衣有七个特点：

穿外衣时，由于领大而且弯曲，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

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

袖宽为一尺二寸；

衫无袖；

穿皮毛服装时裘毛朝外；

腰带极为考究，所用带钩以金制成各种兽形，如螳螂形或琵琶形。形象十分生动有趣。一般长度在一寸半至六寸之间，是衣裳中间显要的装饰物。汉带钩从形、色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较比西周和战国时期，在设计和制作方面都要精美得多。因此颇受男人们的喜爱，佩戴者很多；

男子保持佩刀习俗，但所佩之刀有形无刃，因此失去了实际价值，主要是显示仪容。

汉代祭服延用"大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皇帝、公卿、诸侯均用大，只是在所系玉石的串珠或丝绳的质地上加以区别。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祭服(谒庙服)、亲蚕服、朝见服和婚礼服的形式都采用深衣制。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春秋战国服装

由于连年战争，战国时期各种礼仪逐渐废除不用。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各诸侯国的服饰，由于风土所限，相应地产生一些变化。从近年来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中的彩绘木俑身上，可以看到当时很有代表性的服饰特点。这时候的服饰以沿宽边的下身缠绕式的肥大衣服。其缠绕是将前襟向后身围裹，即采取横线与斜线的空间互补，获得静中有动和动中有静的装饰效果。因为衣料比较轻薄，为了防止薄衣缠身，所以采用平挺的锦类织物镶边，边上再装饰云纹图案，即"衣作绣，锦为沿"，将实用与审美巧妙地结合。这些构思与制作方法都充分体现了古人设计的智慧与聪敏。 战国时期男子着装，衣长不过膝，以连续矩纹和条纹作装饰，此种图案与当时的漆器器皿边饰十分相似。

男装以交叉领、窄袖、腰间束带为基本样式。战国时期的带钩质地多为金、银、铜、铁、玉，在带钩上刻有花纹，有时也镶上绿松石，显示尊贵富有。还有一种金银错的手工工艺，对金石进行加工后，其外观更加精致华贵。战国时期的冶铁业比较兴旺，可以制做男人身上悬挂的铜刀；工艺也属上乘，如一种二十五公分长的小弯刀，刀背上雕刻有各式花纹，当时广为人们喜爱和佩带，名为"容刀"。这时的挂刀，已不完全为实用，很大程度上装饰取代了实用。

商代服装

中国古代的殷商时期开始有了文字，那时的文字绝大多数是象形字，甚至是图画。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见到衣、履、黄裳、带、袂等反映服饰着装的字样。从出土的人物形象中，看到的玉佩、玉环、耳坠、项饰、笄、梳，以及丝绸、麻布和铜饰，分辨出精美的饰物和考究的衣物，但这些均为贵族所有。说明服装与服饰体系正进一步完善。

衣、裳、冠、履、帽、袜等服饰形制的不断出现，表明人们对服装的理解也日益提高，逐渐从单纯的实用功能，向装饰点缀方向发展，从而使古代服饰趋向完整和统一。

唐代服装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宋代服装

宋朝历史以平民化为主要趋势，服装也质朴平实，反映时代倾向。

宋代女子服装分三种：一为自皇后、贵妃至各级命妇所用的"公服"，一为平民百姓所用的吉凶服称"礼服"；一为日常所用的常服。

宋装继承唐装，女服仍以衫、襦、袄、背子、裙、袍、褂、深衣为主。绝大部分是直领对襟式，无带无扣，颈部外缘缝制着护领。服式采用衣袖相连的裁剪方式。有的限于面料的幅宽，因而在衣片的背部或袖椿部分采用接缝和贴边装饰。单夹衣有前身短后身长的式样，也有无袖的大背心式样。出土的衣服都在领边、袖边、大襟边、腰部和下摆部位分别镶边或绣有装饰图案，采用印金、刺绣和彩绘工艺，饰以牡丹、山茶、梅花和百合等花卉。

宋代品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因此宫中的官服也与前代相仿，分为朝服、祭服、公服、戎服、丧服和时服。朝服是红衣红裳，内穿白色罗质中单，外系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身挂锦绶、玉 、玉钏，下着白绫袜黑皮履。除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外，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无禅衣（中单）和锦绶上的图案上作级别变化。穿朝服时必戴"进贤冠"（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貂蝉冠"(又名"笼巾"，是以藤丝编成形，上面涂漆的冠帽)，獬豸冠(属进贤冠一类)。

公服即常服，又名"从省服"，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另有窄袖式样也。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服用紫色和绯色(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

时服是按季节赐发给官臣的衣物。上至将相皇帝大将下至侍卫步军，赐发的品种有袍、袄、衫、袍肚、裤等。所赐之服大部分是织有鸟兽的锦纹。

宋代男子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也叫""。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

宋时常服有如下几种：

"袍"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窄身两种类型，有官职的是锦袍，无官职的是白布袍。

"襦"、"袄"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

"短褐"是一种既短又粗的布衣，为贫苦人服。

" 衫"，这是一种裳下摆接一横 的男人长衫。

"裳"，沿袭上衣下裳的古制。是冕服、朝服或私居服的式样。宋时也有上衣下裳的穿法。男子也穿用对领镶黑边饰的长上衣配黄裳。居家时不束带，待客时束带。

"直裰"是一种比较宽大的长衣。由于下摆无衩而背部却有中缝而称"直裰"。

"鹤氅"，宽长曳地，是一种用鹤毛与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十分贵重。

此外宋代男式衣着，还有布衫和罗衫。内用的叫汗衫，有交领和颌领形式。质料很考究，多用绸缎、纱、罗。颜色有白、青、皂（黑）、杏黄、茶褐等。袄的质料有布、绸、罗、锦、 丝和皮。袄的用色有青、红、枣红、墨绿、鹅黄等几种。贵族裤子的质地也十分讲究，多以纱、罗、绢、绸、绮、绫，并有平素纹、大提花、小提花等图案装饰，裤色以驼黄、棕、褐为主色。

元代服装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大臣在内宫大宴中可以穿着，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上、下级的区别体现在质地粗细的不同上。天子的有十五个等级(以质分级层次〉。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体效果十分出色。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天子夏服也有十五等级，与冬装类同。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级，夏季有十四个等级，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比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 元代男子的公服多随汉族习俗，常服的外面，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称为襦裙半臂）。

元代女服分贵族和平民两种样式。贵族多为蒙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貂鼠和羊皮制衣较为广泛，式样多为宽大的袍式、袖口窄小、袖身宽肥，由于衣长曳地，贵夫人外出行乐时，必须有女奴牵拉。这种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即所谓"金绣云肩翠玉缨"，十分华美。作为礼服的袍，面料质地十分考究，采用大红色织金、锦、蒙茸和很长的毡类织物。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 元代平民妇女穿汉族的襦裙，半臂也颇为通行，汉装的样子常在宫中的舞蹈伴奏人身上出现，唐代的窄袖衫和帽式也有保存。此外受邻国高丽的影响，都城的贵族后妃们也有模仿高丽女装的习俗。

明代服装

到明代服装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但是纽扣并非始于明代，从元代的辫线袄子腰围部分曾经见到过钉纽扣的形式。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另外理学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风格。

明装与唐装相比，在于衣裙比例的明显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长，逐渐拉长上装，缩短露裙的长度。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

明代女装上衣是三领窄袖，身长三尺，露裙二、三寸。当时扬州流行一种新式样：女衫长二尺八寸，袖子宽一尺二寸，外护袖镶锦绣，冬季镶貂狐皮。裙装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浅淡。裙褶十分盛行，有细密褶纹，也有大褶纹。褶纹装饰十分讲究。有一种名为彩条裙，每条选用一种颜色缎，每条色缎上绣出花鸟纹饰，带边镶以金线可成为独立的条带，将数条这样的各种彩条拼合在腰带上，就成为彩条飘舞的裙子，因此取名"凤尾裙"。有的还将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取名"百褶裙"，一种二十四褶裙取名"玉裙"。 明代还有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由于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这种帔子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得此名。到宋代将它列入礼服行列之中。明代服用此式较为普遍，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长五尺七寸，服用时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因此越发显得高贵。

有一种出自元代的无领对襟马甲，又称"比甲"，是宫廷中皇后的专用服式。后来逐渐传入民间，扩大了服用范围。比甲盛行于明代中期，主要受青年妇女的偏爱。从形式上看与隋唐时期的半臂有渊源关系，后来清代出现的马甲，就是这种比甲的变形。

明式服装的另一个特色是襟上佩佳饰物，并且十分醒目。都是些金、珠、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种饰物。其中垂挂在胸前的叫"坠领"；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来有响声的叫"禁步"，这些佩饰统称"杂佩"。另有一种特别的佩饰，是在一条金链上，以环相连挂着四件小物件：即镊子、牙签、耳挖子和小刀，是些妇女的生活实用品。

明代男装以方巾圆领为代表形式，儒生所着 衫与当今舞台上京剧书生的服饰极为相似。其特点是宽袖、皂（黑）色缘边，青圆领、皂绦软巾垂带。

官服是云缎圆领袍，另有外加云缎外套的穿法。这种袍长离地一寸，袖长过手，袖椿（指袖身）宽一尺，袖口宽九寸。

水田衣是明代一般妇女服饰，是一种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成的服装，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它具有其它服饰所无法具备的特殊效果，简单而别致，所以在明、清妇女中间赢得普遍喜爱。据说在唐代就有人用这种方法拼制衣服。

清代服装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八旗兵的进关而遭到破坏。可以说这种变革，是中国传统服制的又一次飞跃，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旗装以它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服用方便，取代了古代的衣裙的繁复，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其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修长秀丽的旗袍，已经形成了汉民族的服饰代表，显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内涵，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传统民族服装 — 旗袍马褂

马褂、旗袍是清代男女的典型服饰。现已成为中国的传统服装。

马褂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脐，袖仅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满人初进关时，只限于八旗士兵穿用。直到康熙雍正年间，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之后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礼仪性的服装，不论身份，都以马褂套在长袍之外，显得文雅大方。

马褂的样式有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琵琶襟马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穿上它可以行动自如，常用作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四周用异色作为缘边，一般作常服使用。对襟马褂，其服色在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沿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人称“福色”），到了嘉庆年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为礼服使用，颜色多用天青色，大小官员在谒客时常穿此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作“长袖马褂”。

马褂中有一种颜色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马褂，是皇帝特赐的服装。穿着这种赐服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随皇帝“巡幸”的侍卫，称为“职任褂子”；二是行围校射时，中靶或获猎多者，称为“行围褂子”；三是在治事或战事中建有功勋者，称为“武功褂子”，这些人还要被载入史册。只有这种御赐的马褂才可以随时穿着。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奈良时代的文化

在迁都奈良之际，有些原来的大寺被迁往新都，如元兴寺、兴福寺、大安寺、药师寺等。但这还远远无法满足统治者的需求，他们大肆兴办佛教事业。奈良时代由国家兴办的佛教事业中，最著名的当推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兴建。

东大寺及其卢舍那大佛像是由圣武天皇于740年发愿，于743年开始兴建的。圣武天皇建东大寺和大佛的目的是为了依赖“三宝之威灵”，祈求天下太平，国家富饶繁盛。在兴建东大寺和巨大铜佛像的过程中，花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动用了举国的财力，又号召民众自愿出力支持。751年大佛殿建成，翌年4月，由朝廷主持举行盛大的大佛开眼供养法会。

所谓国分寺即是设在各国国都的寺院，有比丘住的国分僧寺和比丘尼住的国分尼寺。它的兴建实际上是效仿中国，修建国分寺的步骤，大致分为如下三步：第一步是737年3月，诏令每国造丈六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和左右配置的菩萨两躯。当时虽然还没有国分寺的名称，但因这个释迦像可以认为是国分寺的主佛，所以此举当是修建国分寺的先驱。第二步是740年6月，令每国抄写《法华经》十部，修建七重塔。这是以《法华经》第四《法师》第十为依据的，实际上就是国分尼寺的前驱。第三步是741年2月，诏令各国设置僧尼两寺，僧寺置僧20人，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置尼10人，名为“法华灭罪寺”。前者是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 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所说，为的是消除国家的灾祸，祈求四天王保护；后者主要是为了比丘尼灭罪行善使诵《法华经》而修建的。国分寺在建造中并不顺利，由于各地政府在饥谨、疫病流行之后，财力不足，民力疲敝，建寺造塔工作进展缓慢。直到770年，这一造寺工作才基本结束。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国分寺并非新建，只是旧寺的利用或改造。

都城奈良的东大寺与地方上的国分寺之间，在组织上并无上下所属的关系，但因为东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组织修建，而国分寺在地方，由国司监造和监管，所以不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关系，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东大寺也称“总国分寺”。

奈良时代的寺院分为国家的大寺、国分寺及属于私人寺院的“定额寺”、普通的私寺等。国家的大寺，是据历代天皇和皇室成员“敕愿”建造的，也称为“御愿寺 ”，如称为“南都七大寺”的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定额寺”是为定额所限而得到朝廷承认的大寺，是由官吏或贵族修建的，其管理和维修需由国司和造寺施主共同负责。

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天皇、政府和贵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户、奴婢及财物等。如749年，东大寺兴建接近完成时，天皇施给东大寺垦田100町，不久又诏定垦田限额可达4000町，前后施封7500户，另施给奴婢达400多人。

奈良时代，随着中国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逐渐形成了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佛教史上称之为“奈良六宗”，相对于平安时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称“南都六宗”。奈良六宗与平安时代以后出现的诸宗相比，更注重经典学问的研究。僧侣常兼数宗之学。

三论宗以主要研习龙树《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百论》三部佛经而得名。起源于印度，后由鸠摩罗什传入中国。至隋代的吉藏而集大成。625年，吉藏的弟子高丽僧人慧灌将三论宗传入日本，后由法隆寺的智藏、大安寺的道慈发展成为日本古代佛教的重要宗派。

成实宗研习印度诃梨跋摩所著《成实论》，依附于三论宗传入日本，在日本未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

法相宗亦称唯识宗、有相宗、慈恩宗等，由唐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主要继承古印度瑜伽行派学说，所依经典据称为六经十一论。653年，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此宗，归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传法，为法相宗第一传。658年，智通、智达乘新罗船入唐，也师从玄奘学法相宗，回国后亦在元兴寺传法，为法相宗第二传。第一、二传又称南寺传。703年，在日本的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奉敕入唐，从智周学法相宗，归国后弘传此宗，为法相宗第三传。716年玄昉入唐亦从智周学法相宗，为法相宗第四传。第三、四传又称北寺传。

俱舍宗主要研习印度世亲著《阿毗达摩俱舍论》，道昭、智通、智达、玄昉等人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时同时传入，它是法相宗的附宗。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因唐时创始人法藏受武则天赐号“贤首”，故又称贤首宗。736年，唐僧道璇将华严宗章疏传到日本。740年新罗僧审祥到日本宣讲宗义，传法于日僧良辨，以东大寺为根本道场，开创了日本的华严宗。

律宗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以《四分律》、《梵网经》为宗义。天武天皇时道光归国首传，736年唐僧道璇抵日宣讲戒律。754年鉴真抵日，于东大寺设坛传戒，继而又创设戒坛院。鉴真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于759年创建唐招提寺，为该宗的总本山。

综观奈良时代的佛教，有如下特点：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僧侣染指政治，朝廷对僧侣待遇优厚。寺庙均建于城市中，被称为“都市佛教”。追溯此时期形成的奈良六宗的起源，其主要传人几乎均为留学僧或渡来僧，因此各宗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佛教宗派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其教相判释、教义戒法几乎是原原本本从中国引进，并无多大发展。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备，从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详细规定。 奈良时代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治政理念。日本早期儒学曾影响当时日本社会各领域，而其最主要的影响则是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政治理念。

奈良朝虽然积极地推崇和信仰佛教，但从总体上看，其治政的指导思想，是以儒家政治贯彻始终的。儒家政治的核心内容，其一是“政在养民”。把富国安民的基点，放在农村的安稳和农民们摆脱贫困上。奈良时代“农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始终成为统治者治政的首要大事。其二是“简人任能”。对于各级官吏的选拔、政绩良劣都十分注意。其三是“俭约”。儒家认为，帝王崇尚俭约，则民心不乱，国可兴盛。奈良时代虽然大造佛像，用尽国库，但从全面来看，历代天皇均比较注意俭约。

（二）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奈良时代官吏的录用考试模仿唐朝，也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生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大学寮是中央学校，国学是地方学校，它们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学经典。如大学寮设有明经道（儒学科），教科书有“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论语》，这些教科书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本。

奈良朝和唐朝一样，特别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的成绩，进行升降、褒贬。官吏的考核，由各级管理的长官进行，考核内容包括德行的考核以及工作的考核。考核德行时依据的是儒家的德义、清慎、廉洁、恪勤。

（三）对人们道德生活的影响。奈良时代儒学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治政理念，儒学道德“孝”道还渗透到了民间，影响了人们的道德生活。

在中国，儒家把“孝”提高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在儒家学者看来，“孝”不仅指在生活上赡养父母，还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在日本，儒家经典传入之前，并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孝”的道德观念。日本统治者倡导“孝”道，主要是在进入奈良时代之后。中央和地方统治者通过制定法令和采取行政措施对“孝”道予以宣扬，使其逐渐渗透于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孝”道成为公认的道德规范。 奈良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和歌《万叶集》和汉诗《怀风藻》。和歌与汉诗相对，和歌指日本的民族歌谣，汉诗指从中国传入的诗体。

完成于奈良末期的《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共20集，收录了4~8世纪间的长歌、短歌、旋头歌4516首，据说其编者是大伴家持。《万叶集》中的文字均用汉字标音，即“万叶假名”，标志着日本假名文字的草创。集中收录和歌的作者既有天皇、贵族、僧侣和文人，也有农民、士兵和民间歌人等。内容主要吟咏爱情、劳动、自然景物，也有神话传说等。

751年编成的《怀风藻》是日本人创作的第一部汉诗集，一卷，编纂者不详。共收录了天智朝至圣武朝64位诗人的120首汉文诗。诗风受中国六朝诗及唐初王勃、骆宾王等的影响颇深。全集除7首七言诗外，其余100多首均为五言诗。作者有皇族、朝臣和僧侣等，如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长屋王、藤原不比等父子、丹广成、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人。其内容主要表现宫廷的饮宴、仪礼等公事性活动，为天皇歌功颂德。

在奈良文学中，还有一些值得鉴赏的传记与小说。传记如淡海三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思托的《延历僧录》，小说如无名氏的《蒲岛子传》等，在日本文学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唐大和上东征传》又称《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鉴真和上东征传》，淡海三船所著，于779（宝龟十）年成书。记述了鉴真应日僧容睿、普照等邀请东渡，几经挫折到达日本，传布律宗，于东大寺设戒坛，建唐招提寺等经过。

《延历僧录》为鉴真的弟子思托所著，于788（延历七）年成书，其立传不限于僧侣，涉及帝王、皇后、官吏、居士等。

《蒲岛子传》成书早于《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文小说。它用和式古汉语写成，其题材与文体样式，皆类似于中国唐代的“传奇”。 奈良时代的建筑，受隋唐时代的影响极大。主要表现在平城京的建设和佛寺的建造上。

平城京的面积虽然只有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但如前所述，其结构与长安城极为相似。

佛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也非常接近唐朝寺院，如正殿都在寺院的中心位置，正殿前有中门，中门前有对称的一对塔。在鉴真的设计下修建的唐招提寺，尤其受到了唐式建筑的影响，明显体现出唐朝风格。

此外，住宅建筑也有向唐学习的趋势。如724（神龟元）年太政官上奏，为了显示京城的壮丽，凡五位以上官员的府邸和殷实庶民的住房都要把原来的板屋草舍翻改成瓦舍，并涂以赤白之色。 奈良时代的绘画作品主要有佛画、反映世俗的风俗画、山水画，都受到唐绘画的极大影响。

佛画强烈地体现着唐代的画风。如奈良法隆寺金堂内的壁画，在四个最大的壁画上画着四个天界的景象，在每一天界的中央是主佛法座，周围则画有众菩萨及四天王，上面画有宝盖，宝盖左右各有一个飞天。这样的题材和构图与敦煌壁画如出一辙。

世俗题材的风俗画和山水画也很有水平，其中与贵族阶层生活相关的屏风画尤为突出。764（天平宝字八）年捐入东大寺的圣武天皇收藏品中，就有大量屏风画，这些屏风画中有风俗画《舞风屏风》、《子女画屏风》、《素画夜游屏风》、《鸟毛立女屏风》、《大唐勤城楼前观乐图屏风》、《古人宫殿屏风》等，山水画《山水屏风》、《古样山水画屏风》、《国图屏风》等。

奈良时代的最出色的美术作品是佛像的制造，即所谓天平雕刻。当时的雕刻种类甚多，有泥塑、干漆、铜、银、金、石、砖、木等。前期以金铜造、脱干漆造为主，后期以木心干漆造和泥塑造为最胜。泥塑、干漆法都是直接吸收了唐代的技艺。

天平雕刻的代表作是东大寺的卢舍那佛，该佛像高1.6丈，背后雕刻有864个小佛，雕刻技艺高超，是现存世界最高的铜铸佛像。

此外，唐招提寺的佛像群亦是天平雕刻的杰出作品。 在飞鸟时代时，日本就已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地传入了仗乐，仗乐其实是源于中国之踏歌。到了奈良时代，唐乐、渤海乐、林邑乐等大陆乐舞又东传入日本，乃成为流行的音乐。在天武、持统两位天皇时设置了专门的乐官，雅乐寮乐官的设置对日本以后的歌舞、音乐发展有很大影响。据《大宝律令》的规定，在治部省设雅乐寮，雅乐寮设有头、助、允、大允、属，四个等级的官员，并分派专门的歌人乐师学习各种音乐、舞蹈，以在宴会或宗教仪式上进行表演。

直到平安初期，来自大陆的乐舞被称为“雅曲、正儛”，而传统的乐舞则叫做“杂乐”。当时在日本的宫廷内不仅表演传统的乐舞，还融合表现各种外来的乐舞，歌人乐师们演奏各种乐器，穿着华丽的服装表演各种乐舞。在天平胜宝三年(753年)，日本宫廷又模仿唐制，为女踏歌、女乐设置内教坊，而当时为了配合特技与魔术表演而演奏的散乐亦相当盛行，并成为之后猿乐的雏型。奈良时代，外来的乐舞和日本民族的传统乐舞并存，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宝年间，朝廷设立雅乐寮，掌管“文武雅曲正舞”。雅乐寮下设和乐、唐乐、三韩乐和伎乐，和乐占绝对优势。随着遣唐使的往返，唐代盛行的乐舞大举东传，到了天平年间，唐乐跃居首位。

当时传入日本的唐乐有壹越调、平调、双调、黄钟调和般涉调等。曲目有《秦王破阵乐》、《太平乐》、《万岁乐》、《兰陵王》、《柳花苑》、《喜春乐》等一百多种。

大批乐器亦在此时传入日本，主要有琴、瑟、筝、五弦琵琶、尺八、笙、排箫、竽、鼓等。其中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正仓院。

唐代的音乐理论随着《乐书要录》等著作的东传和音乐家的交流，也传入日本。